张凌（化名）是某网络配资平台的CEO，年初时借着牛市东风，这家刚上线不久的平台很快便做上了规模。“那时基本没怎么做宣传和推广，前来申请配资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张凌回忆道。
而最近，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再次联系张凌时，他告诉记者，除了少数还未到期的存量业务，该平台上的网络配资业务已经全面暂停，平台开始转向其他P2P业务。
事实上，张凌所在的平台并非孤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多家开展网络配资业务的平台获悉，在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大的双重压力之下，从去年末开始一路狂飙的网络配资业务已经踩下“急刹车”。
一方面，随着沪深指数不断突破新高，市场风险随之加大。从今年4月开始，不少网络配资平台便主动降杠杆，目前普遍水平已经从最早的1∶5回落到1∶3左右。
另一方面，监管层重拳出击整治伞形信托，这股“降杠杆”的风浪也波及到网络配资行业。尤其，最近监管层要求券商自查A股场外配资，恒生HOMS系统禁止场外配资端口接入，被“断粮”的网络配资平台大都开始停止新增。
“当指数冲到4000点时，我们觉得风险有些高了。”深圳某开展网络配资业务的P2P平台CEO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感受到市场风险在加大，平台开始调低杠杆，从最初最高1∶8的比例，下调到1∶5，一直到最近控制在1∶3。
另一家互联网理财平台金斧子CEO张开兴也对本报记者称，该平台从今年3月便开始降杠杆，目前在1:3左右，而网络配资业务的规模从4月开始基本减少增量，维持存量。
张凌表示，从去年末到今年4月行情一路往上，网络配资的风险并不大，由于之前配资的账户都有不少盈利，所以即便偶尔有几次大跌也完全可以抵抗过去。但现在已经过了5000点，市场风险越来越大。
除了市场风险加大之外，监管部门频频出手整治伞形信托，严控场外配资也是网络配资“急刹车”的重要因素。
据了解，目前配资主要有两种模式：中介模式和P2P模式。其本质都是股民在线提出配资申请，互联网平台帮其融资扩大操作资金，只是资金来源渠道不同。例如，P2P模式就是通过发布一定金额的借款标，从网络筹集资金。
而在中介模式下，互联网平台表面上只负责撮合交易并收取一定的中介费，但实则要深度参与对接资金，而这些资金来源既有民间配资公司，也有银行、信托、券商。其中，后者正是受此次“禁伞令”影响较大的部分。
某券商IT部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网络配资业务很火爆，但申请配资的数量远远多于愿意出钱的人，所以其实归根结底，网络配资的大部分资金还是通过“伞形信托”获取券商、银行的钱。
据他介绍，操作方式跟以往的民间配资公司做法类似，只是申请配资的人大都从网上获取。网络配资平台先用自有资金做伞形信托的劣后级，获得一定杠杆比例的资金，然后再通过特定交易系统将获得的资金分拆为更小份额给申请配资的人。
“这也是俗称的伞中伞，而特定交易系统通常用的就是恒生的HOMS。”该人士表示，这一套系统被信托、私募、券商等广泛采用，在一个母账户下可设多个虚拟子账户，便于交易员进行分仓管理、交易风控和业绩考核。
据该券商IT部人士介绍，HOMS是一个已经较为成熟的“云平台”，配资公司只要付费租用就可以，成本并不高。但因为最终还是要跟交易挂钩，所以必须要跟券商谈妥。
在他看来，监管部门对于“伞形信托”的门槛、杠杆、规模一直都有所控制，但现在通过“伞中伞”结构大量的民间资金进入股市，不仅杠杆过高风险过大，也不利于对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的管理，“叫停”这部分场外配资也在情理之中。
网络配资从潮起到潮落不过半年时间，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大多数网络配资的新增规模已经明显放缓，甚至暂停。
“网络配资的周期性太明显，很难成为P2P平台长期的、主要的业务。”上述某P2P平台CEO表示。
张凌告诉本报记者，配资的需求受股市波动的影响较大，行情好时配资的需要应接不暇，行情不好时就进入淡季。“这给网络配资平台的流动性提出了较高的考验。”据他介绍，由于年初业务增长太快，通过P2P筹集资金的速度跟不上，平台高管不得不自己去找一些朋友来投资。事实上，到后期这部分资金已经占到了平台资金来源的70%~80%。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目前网络配资平台通过P2P模式发布借款标的筹集资金时，给投资人的收益普遍在10%左右，相比其他互联网理财产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网络配资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并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
上述某P2P平台CEO认为，客观来看，配资炒股的资金需求通常最少也要上万元，多则上百万，但对应的投资端，人均投资规模从几百到几万不等，两者难以匹配。所以，过去专注网络配资业务的P2P平台都纷纷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
张开兴认为，现在市场波动较大，每周都有各种传言出现，参与网络配资的投资者还是要谨慎。目前网络配资在100亿元左右规模，相比民间配资5000亿规模来说还是非常小，所以对于市场暂时没有太大影响。
